或许你听过一位母亲对她儿子说的这样一句话：“孩子，我要求你读书用功，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，而是，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。”有人因为这句话燃起了学习的斗志，因为它把学习的意义放到了一个更高维度上讨论：“用功读书的目的是获得选择的权利”。但是这一个判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：“越有选择的权利，可选的东西越多，生活一定越好。”

乍一看这句话没什么问题，当然是选择越多生活越好呀！一个有权利选择吃火锅还是吃炒菜的人，肯定比一个只能吃炒菜的人幸福。但是真的如此吗？不管是吃火锅还是炒菜，你有的仅仅是一个选项，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决定，吃了炒菜就不能吃火锅，吃了火锅就没法吃炒菜——那个放弃火锅选择吃炒菜的人，真的比只能吃炒菜的人更幸福吗？

并非如此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巴里·施瓦茨在《选择的悖论》一书中指出，当选择过多时，人们反而经常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后悔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有两个工作机会，一个是薪水不错，福利待遇也好，工作环境舒适，但上升空间不大；而另一个机会是薪资一般，基本没有福利，但是行业发展快速，可能会有很大的个人上升空间，如果公司发展得好，也会有更好的回报。这样的选择会让很多人感到纠结犹豫。不论最终选择什么，你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一些东西，内心感到不舍甚至是痛苦，而自己选择的那个机会看上去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。

这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，一个是“机会成本”。另一个是“享乐适应”。

01“机会成本”

所谓机会成本，就是为了做出一个选择，而丧失的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。机会成本会让我们所选的那个“最佳选项”的魅力下降。比如上面的那个例子，只有两个工作机会，假设有三个、四个工作机会呢？选择越多，机会成本就越大，我们也就会意识到自己放弃的越多，被选中的选项所带来的满足感也就越低。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收入又好，环境又舒适，发展空间又大的工作呢？是的，人们经常在脑海里虚构出这么一个集合了所有优点的选项，越沉浸于这种想象，对最终选择的满意度就越低。机会成本的存在迫使我们必须对每个选项进行反复权衡，在这样的权衡中，我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损失，心情也就越发不好。

02“享乐适应”

另一个是“享乐适应”。所谓享乐适应，指人们会逐渐习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恢复到平常的快乐水平。你做出每个选择的时候，当时看来都是最优解，但殊不知这个最优解是有保质期的。当我们不再因为享乐适应而失去对于彼时最优解的兴趣时，内心里就会同时冒出另一个念头，“当时如果我没选这个，而选了另一个，生活该会多好”，内心里上演一场“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戏码”。一个关于享乐适应的著名实验是，让一群人来评估自己的快乐程度。这群人中包括了一年内从5万到100万美元不等的彩票中奖者。最终的结果令人惊讶，彩票中奖者并不比没中奖的一般人更加快乐。当然，在刚中奖时，他们会比一般人快乐很多，但很快就适应了，快乐程度也会恢复到正常水平。

商家也有意利用“选择的悖论”

很多商家也有意利用“选择的悖论”降低消费者购买的心理成本。有一个现象是这样的，有两个巧克力商店，一个只卖6种巧克力，而另一个却有30种巧克力可供选择。结果，只卖6种巧克力的商店，销售量更大，顾客满意度也更高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机会成本在作祟。30种巧克力带来的是巨大的机会成本，消费者在反复权衡的过程中，心情会越来越糟糕，下定决心也越困难，因此销售量和满意度都低。正因如此，很多爆款的单品并不盲目做品类的延伸，反而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原有的单一性。

该怎样避免“选择的悖论”，让自己不因为选择过多反而受到“诅咒”呢？施瓦茨告诉我们，要做一个满足者，而不是最大化者。你的选择目标是非得找到最好的那一个，还是足够好就行了？如果只能接受最好的，你就是最大化者；而如果足够好对你来说就可以了，那你就是满足者。最大化者会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选择，同时，他们也更容易感到后悔。虽然最大化者总是朝着“最好”努力，但几乎永远无法对最终的选择感到满意。在选择过量和时间不足的社会里，最大化者会受更多的苦，而满足者会有更多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因此，最大化者可能更容易成功，但满足者更容易幸福。

学习成为一个满足者，就是要学会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态。比如，你可以回忆那些曾经足够好却很满足的时刻，想想当时是如何选择的，问问自己是不是可以把这方法应用到其他的选择上。

有选择的权利是一种福气，希望我们都能享福，而不被这种福气反噬。